讀Paulo Freire《受壓迫者的教育學》第二章後感——思考香港教育制度（正式版）

讀Paulo Freire《受壓迫者的教育學》第二章後感——思考香港教育制度

人們對「怎樣才是理想的教育？」這個問題一直爭論不休。巴西學者Paulo Freire在《受壓迫者的教育學》的第二章中批評當時的教育，並提出他心目中理想的教育模式。Freire在開首指出當時的教育患上一種「敘述病」(narration sickness)。老師是主動的敘述者，而學生則是被動的聆聽者。老師的任務是以與現實世界和經驗脫節的敘述填滿學生的腦袋，學生負責機械地重複背誦所有敘述內容。他們記得愈多，則代表他們是稱職的學生。在這種教育模式下，學生成為了容器，老師的目的就是要盛滿容器。Freire稱這種教育為灌輸式教育(banking education，粵語可譯為「填鴨式教育」)。

Freire批評灌輸式教育是為壓迫者服務。在這種教育模式下，學生累積得愈多敘述內容，便愈難產生批判意識。灌輸式教育抹殺學生的創造力、思考和改革的能力，使被動的人變得更被動，以維持壓迫者的利益。這種教育直接或間接地強化人們對其處境的宿命論式的認知，消除學生反抗壓迫的意識。Freire認為灌輸式教育將人與世界分離，將師生關係視為一種對立關係，學生不能對現實世界進行反思，永遠被視為客體。Freire認為真正的知識是只有通過發明和再發明，通過人類在世界上、人類與世界及人與人之間的持續探究才能出現。他認為離開了提問、離開了實踐，人不可成為真正的人。灌輸式教育只能培養學生成為機械人。因此他提出另一種與灌輸式教育相反的教育理念——提問式教育(problem-posing education)。

在提問式教育下，師生之間的對立關係不再存在，兩者的界線變得模糊。老師在教授的同時可從學生上得到啟發，而學生在被教的同時可反過來教導老師。他們是共同的探究者，透過互相合作和對話，不斷揭示現實，對現實進行批判性的干預。提問式教育否定權威主義，鼓勵師生對現實作出真正的反思和行動，推動世界，改進世界。

Freire的教育理念改變了世界。自該著作於1968年面世後，不少教育工作者開始思考教育的真正意義。21世紀的香港政府推行教育改革，在新高中引入通識教育，提倡多角度思維和批判性思考，但現行制度下的「通識教育科」真的能解放學生的思想，培養批判思維，達致Freire眼中的提問式教育嗎？我對此抱著極大的疑惑。

根據教育局的《新高中課程通識教育科家長手冊》，通識科的理念包括「擴闊知識基礎與看事物的角度」和「聯繫不同學科的知識和提升批判性思考能力」等，不過我認為這種思考只是一種被教育制度、考試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枷鎖所綑綁的思考。儘管教育局在《手冊》中指出學生不必背誦大量資料。而考試亦沒有預設答案，但事實是：學生為了在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上生存，必先要考慮未來的出路；若要將來擁有穩定的生活，必須要在公開試上取得好成績，考入理想的大學，然後找一份薪高糧準的工作。由此，學生會優先考慮如何在考試上取得好成績，而忽略思考自己與他人、社會和世界的關係。為了保證通過考試，他們會選擇背誦大量與考試有關或有利的資料、熟練應試技巧和取悅閱卷員。最後「通識教育科」變相成為另一種「填鴨式教育」，繼續生產一群能適應壓迫及異化的學生，而非懂得反思、批判和擁有人文精神的人。

新高中學制的「通識教育科」鼓勵學生多角度和批判思考，但這目標事實上是難以達到。現行教育制度是以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為核心，它是為培育一班接受資本主義社會遊戲規則的人、講求工具理性、循規蹈矩的官僚和商業精英而設的。它不鼓勵學生干預社會或現實世界的事務，若學生嘗試挑戰現行制度，他們會被貼上「不安守本份」、「搞事」、「異類」等標籤。現行的教育制度只要求學生作為意識的擁有者(possessors of consciousness)，服從指示，被動的接受自己的「命運」，而非使他們成為有意識的存在(conscious beings)，能意識到自己的處境從而進行批判。「通識教育科」仍未達到真正的提問式教育。只有改變問題的核心——現行教育制度和現有的意識形態，提問式教育才有機會在香港出現。


Bibliography
Freire, P. (2006).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 30th anniversary edition. (M. B. Ramos trans.). New York, NY: Continuum.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0).
費萊雷（2001）。被壓迫者的教育學 30週年紀念版（顧建新、趙友華、何曙榮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上海市。
Esteban的閱讀筆記【受壓迫者教育學 （第二章）】
「茶與樂的對話」的通識教育
新高中課程通識教育科家長手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