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ire在第二章開首指出當時的教育患上一種「敘述病」(narration sickness)。老師是主動的敘述者，而學生則是被動的聆聽者。老師的任務是以與現實世界和經驗脫節的敘述，填滿學生的腦袋。學生的職責是機械地重複背誦所有敘述內容。他們記得愈多，則代表他們是稱職的學生。在這種教育模式下，學生成為了容器，老師存在的目的就是要盛滿容器。Freire稱這種教育為灌輸式教育(banking education，粵語可譯為「填鴨式教育」)。
Freire批評灌輸式教育是為壓迫者服務。在這種教育模式下，學生累積得愈多敘述內容，便愈難產生批判意識。灌輸式教育抹殺學生的創造力、思考和改革的能力，使被動的人變得更被動，維持壓迫者的利益。這種教育直接或間接地強化人們對其處境的宿命論式的認知，消除學生反抗反壓迫的意識。Freire認為灌輸式教育將人與世界分離，將師生關係視為一種對立關係，學生不能對現實世界進行反思，永遠被視為客體。Freire認為真正的知識是只有只有通過發明和再發明，通過人類在世界上、人類與世界及人與人之間的持續探究才能出現。他認為離開了提問、離開了實踐，人不可成為真正的人。灌輸式教育只能培養學生成為機械人。因此他提出另一種與灌輸式教育相反的教育理念——提問式教育。
在提問式教育下，師生關係不再對立，亦可說絕對的師生關係不再存在。老師在教授的同時可從學生上得到啟發，而學生在被教的同時可反過來教導老師。他們互為師生，共同成長，追求雙方的人性化。提問式教育是作為一種人道主義者和解放的實踐。而真正的解放是人們為了推動世界、改進世界而對世界採取的行動和反思。
Freire的教育理念改變了世界。自這著作於1968年面世後，不少教育工作者開始思考教育的真正意義。21世紀的香港政府推行教育改革，在新高中引入通識教育，提倡多角度思維和批判性思考，但現行制度下的「通識教育」真的能解放學生的思想，培養批判思維，達致Freire眼中的提問式教育嗎？我對此抱著極大的疑惑。
根據教育局的《新高中課程通識教育科家長手冊》，通識科的理念包括「擴闊知識基礎與看事物的角度」和「聯繫不同學科的知識和提升批判性思考能力」，不過我認為這種思考只是一種被教育制度和考試制度的枷鎖綑綁著的思考。雖然教育局《手冊》中指出學生不必背誦大量資料，而考試亦沒有預設答案，但事實是：學生為了在香港這個商業社會上生存，必須要考慮未來的出路；若要將來有一個穩定的生活，必須要在公開試上取得好成績，然後進入理想的大學。香港學生不會思考自己與他人、社會和世界的關係，反而考慮如何在考試上取得好成績。於是他們為了保險，背誦大量與考試有關的資料、熟練答題技巧、掌握閱卷員的心理。最後這種「通識教育」變相成為另一種「填鴨式教育」，繼續培養學生成為能適應壓迫及異化的社會人，而非懂得反思、批判和擁有人文精神的人。
想深一層，其實香港現時的教育制度與殖民地時期的教育無異。新高中學制的「通識教育」表面上鼓勵學生多角度和批判思考，但這目標事實上是難以達到。現行制度是為培育適合在商業社會上生存的人和精英而存在的。老師和現時大行其道的「補習天王」仍擁有權威。當學生嘗試挑戰學校權威時，他們會被視為「不聽書」、「搞搞震」學生。不能否認，現時制度有提問式教育的元素，但實際上仍未達到真正的提問式教育，真正的解放學生。引用Freire的話，「真正投身於解於的人必須徹底摒棄灌輸式教育，代之以接受人是有意識的存在這一概念，這裡的意識是針對世界的意識」(Those truly committed to liberation must reject the banking concept in its entirely, adopting instead a concept of women and men as conscious beings, and consciousness as consciousness intent upon the world) 。
參考文獻
F. Freire.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Chap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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